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着力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指出：“帝国主义曾断言，对我们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接班人持怀疑态度，而第三代、第四代则充满希望。这些言论是否具有现实效力？我不愿看到它成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一表态标志着对新一代革命力量的培养和选拔工作正式启动。

背景：培养提拔新生力量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广泛实施，毛泽东同志开始深思如何有效挫败这一战略的企图，以确保党和国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这一背景，正是我们培养和选拔新生力量的历史契机。

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随即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应。他们不遗余力地运用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等策略，企图彻底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然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未因此消亡，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愈发壮大，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

于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继续坚持武装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又推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即利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渗透，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地、和平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就提出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主张。

提出“和平演变”战略构想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构想的核心在于，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差异化的压力，逐步促使这些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从而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报告之后，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各国的反动派加快了“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步伐。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时，明确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六项“和平演变”政策。同年6月，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明确表示，将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来实现“和平演变”。

◆时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右侧）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之际，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报告，并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这一举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深刻的思维动荡。苏共二十大落幕不久，一系列剧烈的社会波动便在若干社会主义国家中显现。1956年6月与10月，波兰的波兹南以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接连爆发了罢工、游行示威及骚乱，这些事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与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苏共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企图把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共认为斯大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然而苏共领导人却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两国关系上采取大国主义，极力想控制中国，而且还干涉中国内政。在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后，苏共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动。

1959年6月，在访问美国的前夕，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间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并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生产原子弹的相关技术资料。在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一方面积极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对我国内政外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向我国政府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此举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关系的紧张。

“我国并非安宁之境，依然存在着贪污分子、投机倒把之徒，更面临‘和平演变’的风险。”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风潮，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间出现了严重困难。但是在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与中央一线的领导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认为中央一线领导人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64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他说：“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正就国际形势以及中苏关系的复杂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特别是经历中苏论战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问题。他们将培养接班人这一任务与抵御“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的挑战紧密关联，进而将培养接班人的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提出培育新生力量。

1963年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莅临福建进行实地考察，敏锐地察觉到干部队伍中存在一个显著问题：在地、县两级领导干部中，一方面年龄普遍偏高，另一方面本地干部的比例偏低。鉴于此，赵汉副部长提出，有必要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新一代干部。对此，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表示高度认同，并进一步对地委及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进行了深入调查，随后向中央提交了详尽的报告。

1963年9月，中央组织部呈送党中央《关于加强地委及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及培育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指出，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均已年届56岁，十年八年之后，这一年龄段的领导力量问题将愈发凸显；若不及时予以培养，未来第一把手的接班人恐面临脱节的困境。报告提出，应有序加强地委及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建设，并积极选拔和培育新生力量。毛泽东同志审阅后，将该报告批交中央书记处进行研究。中央书记处一致认为，报告中所提原则正确无误，并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意见。

在1964年3月3日，中央召开了一次针对各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座谈会，会上深入探讨了培养和选拔新一代力量的必要要求和具体措施。安子文在会上强调，那些在解放初期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如今已步入中年。以35至45岁的人群为例，他们如今已迈入50至60岁的年龄段，可谓步入老年。目前，县及县以上各级领导层普遍面临着新鲜血液的缺失。众多领导骨干的年龄普遍偏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中央各部的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五十多岁，甚至有些已超过六十岁，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则相对较少。至于省级部门的部、厅、局，地市级党委，以及中央各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通常年龄在四十六至四十八九岁之间。而县委书记的年龄也大都在四十多岁。

◆安子文

安子文强调，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经验丰富，正值为党事业奋斗的黄金时期。然而，培育一位成熟且具备全面经验的领导干部，却需耗时数年，至少需要十余载，而非寥寥数年。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资深骨干终将步入暮年。若不及时选拔培养新人，未来或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苏联的教训尤为深刻。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重视培养能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接班人，确保党的革命事业薪火相传。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及时提拔优秀干部，更要持续不断地培养他们。此外，他还提出，为确保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并让新生力量逐步成长，承担起各类领导职责，我们必须对那些年老体弱、长期患病的领导干部做好妥善安排。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当前亟需选拔年轻干部。回顾赤壁之战，群英荟萃，诸葛亮当时年仅27岁，孙权亦同岁。孙策崭露头角时，尚不足十八岁。周瑜英年早逝，年仅36岁，而当时正值三十岁左右。鲁肃年逾四十，曹操则已53岁高龄。事实上，青年一代在历史上战胜了年长者。

1964年5月，东北局首任书记宋任穷向毛主席汇报了辽宁省某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培养支部接班人方面的创新实践，并称赞该党支部具备“远见卓识”，强调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接班人培养的重要性。随后，在同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宋任穷所提交的报告极具价值，忽视对后代的培养是不可取的。毛泽东强调，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并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千年、万年大计”。

1964年7月，在针对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中央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应沿袭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亦非由个别领导人单方面指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孕育，并在革命的风雨洗礼中不断成熟的。因此，我们应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对干部进行考察与识别，选拔与培育接班人。基于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提倡“多层次接班人”的理念，即“多线准备”，并提出了“三线接班人，一二三把手”的重要构想。

选拔培养新力量进入领导岗位

遵循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自1964年起，各级党委积极致力于培养和选拔新生力量，使其参与到县、地、省各级领导岗位。同年8月，中央组织部率先垂范，从内部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在已有七位副部长的基础上，又额外提拔了两位年逾四十的副部长：李力安与杨以希。李力安，44岁，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当时部直辖处，处长职位相当于局长）；杨以希，43岁，亦为中央组织部的处长。他们两人均属于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中极为罕见的“20后”（即20世纪20年代出生）干部。此外，还同时提拔了两名年轻干部担任司局级职务。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的一位32岁青年被任命为副主任；安子文的秘书邱建鼎则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的副主任。与此同时，胡耀邦在团中央积极推动年轻干部的培养与选拔。1964年7月，在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上，34岁的惠庶昌被提拔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35岁的李淑铮、34岁的徐惟诚、35岁的胡启立则被任命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4年9月，中央组织部进一步提出了四项旨在培育和选拔新生力量的具体措施。首先，将一批年轻有为的知识青年干部分批下派至基层，进行挂职锻炼；其次，对于理论素养尚待提高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干部，安排他们进入各级党校深造；再者，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提供相应的文化提升帮助；最后，领导干部需做好传帮带的工作。特别强调，为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优秀干部，关键在于挑选出一批特别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让他们深入基层接受锻炼。正如安子文所言，这便是挑选特殊人才，实施特殊培养，以服务于特殊使命（即“三特殊”原则）。同年夏季，全国共选拔出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因故未能参与，实际为59人），由中央组织部进行重点培养。

1965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依据中央领导同志的倡议，拟定了《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至县及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在中央批转该《报告》时强调，将大量高校毕业生派往农村，是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紧密团结、培育革命后继者的有效手段，亦是强化基层建设的关键举措。此后，每年均有计划地将大学毕业生分配至农村。经过两年的实践锻炼，依据他们的思想表现及工作能力，有针对性地安排至县以下基层单位，从事党政、财贸、文教等领域的实际工作。

1965年夏日，中央组织部持续选拔并精心挑选了120名优秀大学生，予以重点培育。安子文同志以及中央组织部的其他领导人亲率这两批青年才俊，深入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农村基层，投身于实践锻炼之中。这179位大学生，原本被视作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潜力股。然而，据后续资料披露，最终仅培育出4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各级党委需深入研讨和深刻领会中央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积极培育并大胆选拔新生力量。同时，坚决摒弃重资历、排资论辈、按级别等陈旧观念和势力，需制定详尽的培养选拔新生力量的具体方案，并确保逐一落实。对于特别优秀的个体，可实行破格提拔。在培育选拔新生力量的过程中，应与“四清”运动及领导班子调整工作相结合。各级领导干部均应致力于培养接班人，这既是每一位老干部对党应尽的历史责任。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选拔和培养新一代领导力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65年，全国范围内共选拔出400余名担任地委及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数十位中央机关的正副部长、省级的正副书记和主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40至50岁的中年干部。在中央机关，1965年1月，48岁的周荣鑫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晋升为秘书长，48岁的孙大光由交通部副部长晋升为部长；同年3月，42岁的叶志强由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晋升为副部长；7月，43岁的黄幸白由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第一司司长晋升为副部长。在省级层面，8月，42岁的纪登奎由河南省委常委晋升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1月，49岁的陈丕显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晋升为市委第一书记，而36岁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长才学（藏族）则被提拔为副省长。进入1966年1月，38岁的陈俊生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破格晋升为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成为“文革”爆发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唯一一位未满40岁的年轻干部。

当时，中央党校亦投身于新生力量的培育工作。在中央的批准下，配合高等教育部的支持，党校设立了“青训班”，旨在从全国范围内选拔高中毕业生。鉴于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训班仅在北京挑选了45名表现突出的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30名，女生15名，进入该班学习。入学时，原计划学生在第一年进行“四清”活动，第二年投身工厂和部队实践，最后两三年专注于理论知识学习，五年毕业后担任一定职务，逐步成长。然而，在这五年间，学生们先后参与了“四清”、下放干校、参与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等一系列运动，理论课程的学习几乎寥寥无几。到了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并未获得特殊待遇。

同时，各省、市、县亦纷纷投身于培育和选拔新鲜血液的行列。效仿中央组织部之举，地方组织部门在1964年至1965年间，亦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精选出一批优秀人才，实施重点培养。各级组织部门亦制定了选拔和培养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具体计划。中共安徽省委以皖发〔65〕136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于选拔和培养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制定一个大致的规划：就全省范围而言，可在两三年内，确保每个县的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中，配备一至两名三十岁左右的干部；在每个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和社长中，配备一至两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干部。在四五年内，要求每个专区在地、市委正副书记、正副专员、正副市长中，省直各厅局在正副厅局长中，配备一至两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干部。在两三年内，大型厂矿、高等学府的主要领导干部中，也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年轻优秀干部。

此外，众多新中国培育的劳动模范在助力新生力量成长的征途中，迅速踏上了晋升的快轨。以山东为例，30岁的郝建秀，原青岛国棉六厂工程师室的技术员，被提拔为青岛国棉八厂的副厂长。在北京，31岁的张百发，曾担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区及市构件总厂一分厂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如今已晋升为市第三建筑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和副经理；同样31岁的李瑞环，由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身份，跃升至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书记。在山西，劳动模范周明山，身为绛县南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更是破格被提拔为绛县县委书记。

为了壮大新生力量，中央加大了吸收新党员的力度。考虑到“大跃进”期间党员数量激增而质量有所滑坡的情况，中央在1961年和1962年先后发布通知，强调要审慎发展党员，并严格控制党员数量。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全国党员总数仅增加60万人，同时暴露出青年党员数量不足等问题。1964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有领导、有控制、有重点地接收新党员的指示》，明确提出将吸收新党员作为一项持续性的工作来抓。196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组织部提交的《关于目前党员状况及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并要求积极且大量地接收新党员。依据中央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将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生产一线，并注重吸纳青年党员。经过不懈努力，1965年全国共接收新党员94.3万人，而1966年则接收了319万名新党员。

1966年5月，我国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尽管在此期间，培育和选拔新生力量的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然而，这一战略性任务的提出与初步实施，关乎党的干部队伍是否能够后继有人，关乎党的事业能否繁荣昌盛，以及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这一任务具有极为深远和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