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济南视察黄河。这位在三十年代吟咏出“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宏伟诗句的诗人，再度荡漾起一股激情。

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是的，他爱黄河，因为他爱这个民族。

正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他非凡的意志、智慧、情感、想象，所以他不忘记这个文化的“源头”。

也正因为他是非凡的，所以他寻到了“源头”仍不死心，历史传统、时代精神和个人天赋，给予他永不满足现状的想象、超越局限的情怀和天才的预见能力。这是一种天命的力量，他使用这种非凡的力量，穷尽一生塑造全新中国，支撑了整个民族。

外国学者和政治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毛主席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赫鲁晓夫举出的例子是，毛主席曾对他说过：“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还向赫鲁晓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国语言没有外国字。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

显然，如果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更乐于把它的含义解释为对民族历史的骄傲和自豪，对民族未来命运的自信和展望。

而且，他越是关注自己民族的未来，他就越是渴望冲破传统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界域，关注世界，关注人类，关注他还不知道的一切领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情怀不仅没有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保守，或许，正是这种情怀，成为他的博大的时空意识、超越局限的冲动和雄奇高远的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根基。

作为忧患殊深地关注着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革命家，作为一个始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肩负起时代使命的政治领袖，作为诗人气质的思想家，毛主席对时空的感受极其敏感强烈，对时空的沉思深邃高远。他的时空意识传达着一颗伟大心灵的搏动节奏，展示出一面在天地古今间执着求索的广阔胸怀。

在毛主席的视野里，无论是绵延无穷的时间还是旷漠无垠的空间，其本身都不是价值核心，其意义在于“我”的运用、“我”的界定、“我”的评说。时空为“我”驱使，为“我”所执，为“我” 掌玩。“我”在时空宇宙中是一个永恒博大的坚强主体。

时空问题，在纯哲学家的思辨头脑里，是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革命家的实践中，则是实实在在地引发现实变革的“运动”和“规模”，它包含着主体的个性、意志、热情和理想 。

关于时间。早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强调“通今”，即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者惟目前。目前，就是“吾躬与之现实”，有目前乃有终身，才有可观的未来；创造了现实的新境象，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我的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便有“身体精神两俱不灭”的永恒。

这一“现在中心”的时间观，直接反映到他以后的革命实践的“时间表”上。对既往的历史——“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未来的畅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成果 — —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主席在时间的长河中搏击健泳，以“上帝”的意志搅起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但是，他深深地懂得，革命“漩涡”的壮景，只能在过去与未来的潮流中诞生。

马列主义者在改造世界、创造新社会的现实进程中，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没有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因此，“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主席本人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一部八百五十册线装的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里，从头至尾布满了他的勾画、圈点和批注。

但用他青年时代的话来说，“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

同样，毛主席一生都是预测未来世界的巨人。他坚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且不说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些重大课题的进程上，始终把箭头指向未来，就是一些细节的构思，也常常是禁不住展露他对未来的恋情。

一九五二年下学期，毛主席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到北京，将韶山小学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请他题写校名。

毛主席欣然提笔，写下了“韶山学校”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毛宇居问他：怎么不写韶山小学呢？

毛主席笑着说：学校不是还要发展吗？可以办小学，也可以办中学，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

但是，毛主席也深深懂得，不切实际的畅想未来，一味地空谈未来，是要误事的。

在长时期内，他反复告诫人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理想主义必须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他自己习惯于对未来的大致情形做些抽象的预估，但很少夸夸其谈未来的具体存在。

科学的时间意识，从一个侧面促进了毛主席领导的事业的成功，而且在某些阶段，成功的进程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如三年解放战争），进而在某些阶段，成功的进程又伴随着更多的人为的推动更加快了(如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于是，在未来的伟大目标的召唤下，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步伐越来越急迫，时间意识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五十年代后期以后，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使他更多地谈到同过去历史的“告别”，常常错误地运用战争年代的时间观来估计和预测建设年代的时间进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

一九五八年，他过于乐观的展望：十五年后我们将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还曾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一年内就能解决胜负等等。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他种下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期望它在短时期内长出几千万吨钢铁，长出无数个粮食多得吃不了的“桃花源”，长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很显然，毛主席晚年，政治家、思想家的时间意识被诗人和文学家的时间意识淹没了。可惜，欲速则不达。

如果说毛主席在时间的长河中始终关注“现在”，那么，他在空间的舞台上则始终关注着“我”的位置和舞台的“结构”。

毛主席青年时代便显示出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宇宙间可尊者、可畏者、可服从者，就是一个“我”字。

而所谓空间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个“成毁”问题；所谓 “成毁”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个打碎与建设的问题。

“我”的空间地位和空间“结构”之间的根本联系，生命力量与世界舞台之间的根本联系，就是“毁旧宇宙而获新宇宙”。

你听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些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但纵观毛主席一生的事业，却不能完全割断与这类思想的联系。

于是，他的生命，他的创造，他的理想，深深地融进了这广漠无垠的宇宙； 于是，宇宙的万千风云被深深地融进了他那广袤无垠的胸襟。

空间，在毛主席的笔下，有时具有“横空出世”般赫赫严严的磅礴气象，因为这是他的豪情壮志的象征。

有时，空间显得异常的渺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这体现了一个政治战略家对世界形势的宏观把握，一种巨人般的掌玩。

有时，硕大的空间物象成为他的挑战对象：“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有时，硕大空间又成为成就其事业的运用自如的舞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总之，是一派空间不拘“我”反被“我”所拘的气势，是一种面对茫茫宇宙不仅没有“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悲怆，反而更激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崇高的驾驭和超越意识。

显然，毛主席的空间意识，归根结底是一种“人间”意识。天人合一产生出永恒，产生出把握永恒的自信和乐观。

毛主席早年说过，世界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国家民族不存在灭亡，只是变化而已。

五十年代，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紧张局势，他运筹帷幄，岿然自恃。

他对尼赫鲁说：你相信，一旦打起核战争，整个人类就会毁灭；我说，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人类死了一半，留下一半，帝国主义也会被消灭，整个世界也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

一九五四年，他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这是何等的空间意识，这是何等的潇洒，真真是掌上乾坤。

回到现实实践，人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与时间的联系是有限的，人在空间的位置及其能力所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人对时空中的事物的感知和把握也是有限的。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

因此，毛主席超越时空、调动时空、掌握时空的意识，反映在他的实践理性当中，便是渴望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同外部世界隔绝许多年以后，又是他亲手打开了民族的大门——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

要知道，那正是“文革”继续深入，反帝反修的特殊岁月。他的这一决策，曾使多少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感到意外，惊诧不已呵！

一九七三年二月接见基辛格时，他说：中国还要派人去外国留学。中国人很顽固和保守，他们应该学学外语。

基辛格后来体会道：“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意义所在。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中美关系的“破冰”，表明了毛主席对拘于传统和现状的不满足。

就他个人趣味和知识而言，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

而能与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

毛主席几乎对所有领域的事都感兴趣，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风云，他的视野却往往超越了眼前的时空。

所以，当他同外宾谈话的时候，他时常离开主题，在未知世界作精神漫游， 思考一些“彼岸”课题。

的确，对于毛主席这种超越时空的大脑来说，这个世界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楚，对太阳搞不清楚，对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搞不清楚，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

关于科学研究的未知课题的谈话，只能是理性的、刻板的，但当毛主席把他的思维转向人生、哲学和人们的想象世界时，他的感知和判断则深深地刻上了只有他才有的个性机趣。

有一次，他同一个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这是令客人们十分感慨的话题。

当时，毛主席还冷不丁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

在客人们满脸惊讶未定之际，他又连续发问：“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

当对方有礼貌地一一作了回答后，他又继续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位众神之王，他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了，因为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在这些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话语中，多少透露出毛主席那俯视人间天国，打通凡俗思路的巨人气象。

毛主席还多次同人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我们是洋人还是中国人。

他的结论是：别的星球如果有人，看我们便是住在天上，我们有做神仙的资格，外国人看我们便是洋人。

要知道，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根据他的理性、想象和信念的能够和需要所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典型地反映出他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表达出他不愿受现实既成原则束缚，力图超越其存在界限的渴望。

而他提出的接通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神秘联系，可以说是力图摆脱人类根深蒂固的对于自身局限的自卑，以自己的意志和想象来逼进世界的底蕴。

毛主席喜欢文学。上述心理背景，反映在他对传统文艺的审美选择上，自然偏好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那样的想象奇诡的浪漫主义风格。

他曾毫不掩饰地在一次会上说过：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一九五七年李淑一和泪填写了一首《菩萨蛮》寄给毛主席，并索要她曾从杨开慧那里得知的毛早年写给杨的一首凄婉的《虞美人》以作纪念。

毛主席在回信中表示：开慧所述的那首并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

他不愿陷入李淑一词中所描绘的“满衫青泪湿”的哭啼情境，也不愿重复青年时代写给杨开慧的词中那浓郁的哀愁格调，而乐于借“游仙”的构思和想象，创造一种“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神奇广阔的境界。

他的至今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中，就有二十二首用了神话传说，他在诗中反复借用和化用庄子(鲲 鹏）、李白(梦游天姥山）、李贺(天若有情，雄鸡一唱）、陶渊明(桃花源）等出奇诗句和意象，也是自然之理。

不拘成规，富于想象，是毛主席特立独行，一生进取，富有天才的创造潜力的主体素质，也是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特别是一步入诗的王国，他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一种遏止不住的倾泄和升华。

理智与感情，自由与必然，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似乎都可以获得默契的沟通。

这两方面的结合，使毛主席一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获得了罕见的成功。

想象力和超越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毛主席这方面的性格，是他具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超凡魅力的一个主观因素，使他在中国革命那风云变幻的复杂进程中，成为无与伦比的、使人不得不信服的、目光远大的预言家和设计师。

曾经接触过毛主席的外国人，几乎都被他的魅力所征服，对他有着种种传奇式的西方情调的描绘。从肯尼思·休梅克所著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的大量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的描述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毛主席的想象力和预见力：

——对埃德加·斯诺来说，毛是窑洞里的预言家，斯诺被这位富于想象力的共产党领袖那种“天生精明”迷住了，斯诺感到了一种“天命的力量……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当海伦·斯诺从毛的昏暗的窑洞里走出来时，脑海中印下的是一位发表了“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司太阳、医疗、音乐、诗歌、预言、男性美的神。

——埃文斯·F·卡尔森说，毛主席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社会空想家，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

——詹姆斯·伯特伦用同样的口吻称毛主席是“中国的列宁”，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

——伊洛娜·拉尔夫·休斯见到毛主席时，感到自己“一瞬间看到了永恒”。她觉得毛近乎神秘而难以理解，并写道：这位集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

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则是未来蓝图的想象设计同对现实规律的把握的适度结合。

一九七一年，美国的中国通谢伟思在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中写道：在延安时，我常常向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打听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毛能够成为公认的领袖。回答总是一样的，简言之，就是一句话：“他目光远大。”

是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科学的预见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诸如，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提出并实践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与抗日战争的前景；关于在三五年内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

一九五八年，斯诺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回忆一九三六年他与毛主席的谈话时，便敬佩地写道：“其后发生的绝大部分事情，毛主席在二十年前同我谈话时就预见到了，这是很有意识的。当时他要求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一切爱国分子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并说这很快就实现。他详尽而精辟地叙述了他后来指挥的抗日持久战。叙述了使革命取得政权 的方式。与此同时，他预见到了日本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并向美国开战，他确信苏联也将参加打败日本的大战。”

当然，毛主席不是神，他不是仅仅靠他的预言来获得他的特殊地位的，他的预言也不仅仅产生于他那奇异的想象力。

他既是革命的预言家，又是革命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他说：“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绘制了各种各样的图样，大到共产主义的远景规划，小到游击战的具体战术。

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总是有意识的自觉地去画好这两类图样。

于是，他一方面深有体会地说：“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找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

在方法论上，这显然是对事务主义的一个训诫。

同时，他又嘲笑有些主观主义的 “老爷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缺少对现实规律的把握的幻想，说他们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毛主席的这些思维方法，形成了他的独特的领导艺术，这就是抓大事、抓中心、抓关键、抓主要矛盾。把这些 抓住了，其他枝节似乎就迎刃而解了。

同时，他又时时预见矛盾的转化，注意适时的转移工作重心。所谓预见、胆略，盖源于此。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比喻成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历史剧的话，那么，毛主席无疑是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的天才导演。

正像他在《论持久战》中说的那样：“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 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毛主席导演的这部史诗剧，有着永恒的魅力，于是，他的性格、技巧也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不少共产党人心目中，似乎是神圣无上、高不可攀的。对某些个别论断即使有疑问或觉得不能恰当地说明现实情况，总以为是翻译出了错。所谓“研究”，主要是注释、体会，所谓“运用”，也是机械套用，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教条主义。

我们知道，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在强调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方面，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了，即使在他晚年作出了一些有“偏差”的决定的时候，他也坚信是在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办事。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就毛主席的个性和贡献而言，这还不是主要的方面。

并没有出洋留过学，对马列经典原著的阅读也未必是共产党内最多的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者、预言家，恰恰在于他根据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映在他的性格上，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条条框框的迷信）的超越情怀。

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超越或不能超越，其中也包括理性王国最神圣的马克思主义。

他的表述是：“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要做一个不仅献身于解释历史，而且献身于改造历史——这关系到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的命运——这一重任的领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这种超越自己的思想“祖宗”的气魄，是达不到目标的。

他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领悟、感知和把握，以及想象思维的彻底性，还使他进一步发挥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人类都是产生出来的，都会灭亡，然后有更高级的东西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然后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不难看出，毛主席那超越的情怀，基于他运动和发展的观念。

由此，他一生关注未来，看重未来，相信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年老的强，相信未来总比现在美好。

那么，毛主席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一生奋斗，包括他超越一切的想象感知，在这无穷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呢？

终于，他的老朋友斯诺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环境 来创造的。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 人产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的？

斯诺接下来的描述是：他说，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最后：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 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 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是真正的超越，因为他超越了自信，发现了一切伟人的意志、思想、想象以及创造活动，终归有着难以逾越的局限，未来终于是难以越俎代庖去具体设计的。他终于超越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