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力搜寻适宜的言辞来倾诉对他深沉的怀念与无比的敬仰之际，我内心充斥着困惑与迷惘。我们的友谊历经二十余载春秋，他更是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楷模。然而，遗憾的是，最近我得知他因病与我们永别，但这一消息似乎并未依照常规，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公布。按其职务等级，理应在省级媒体上有所报道，但时至今日，却仍未见任何相关信息。我也犹豫不决，不敢轻易拨打他家的电话。经过多方探询，得知他生前有所交代，丧事不宜过分张扬，尽管如此，他离去的现实已无法更改。

王民三，1925年诞生于风云变幻的抗日战争年代。1938年，硝烟弥漫之际，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河南，投身于那场伟大的抗日征粮事业。此后，他的足迹遍布江西，又西行至贵州，在漫长的征途上，他始终秉持着为部队筹集粮食的崇高使命。1956年，王民三同志正式担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并最终荣升为厅长。告别贵州省粮食局局长的职务后，他转任省人大，担任常委及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直至1994年光荣退休。即便在退休之后，他依然对粮食及其他诸多问题念念不忘，持续深入调查研究，深思熟虑。

他的日记被誉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养成了坚持不懈的习惯，即对工作中的各类情形及观察到的细节进行详实记录，这些记录悉数收入他的日记。尤其是那段饱经风霜的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日记更成了记录粮食问题这一重大议题的珍贵史料。2010年3月，王民三将日记中相关内容整理成册，书名定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内容涵盖了1959年1月1日至1961年12月25日，一经问世，便迅速吸引了业内同仁的广泛关注。本期次条：贵州饥荒

他的日记揭示了。1958年，贵州高估产、重征粮。众多地区正值硕果累累之时，却不幸面临粮食短缺的严重困境。原本规划的粮食收购量高达36亿斤，然而到了年底，实际完成的收购量却仅有25亿斤，其中竟有高达5亿斤的征购数据涉嫌虚报。然而，征粮作业现已阶段性完成。踏入1959年的新春之际，在县委书记的汇聚一堂的会议中，与会者们心中最为牵挂的忧虑，莫过于粮荒形势可能加剧。会议期间，对于1957年本省兴义地区因粮食短缺所导致的悲剧性人员伤亡，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严肃的自我批评。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起初，省级政府对于中央关于向贵州调拨两亿斤粮食的指令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并对粮食厅在向上级粮食部门汇报时的不足之处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在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后，他们最终作出妥协，转而支持开展打击粮食瞒报的行动，并迅速着手组织粮食的调拨工作向上级部门报送。自下半年开篇之际，我国粮食供应便陷入了持续的紧张态势。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如此记录道：中央迅速组织了一场紧急的电话会议。在会议中，一位领导以庄重的语气强调：“省内发生人员伤亡，不仅攸关一省的安宁，更关乎国人心绪的安定；而京城之变迁，更是牵动着国家根本利益的脉络。”为保障国家大局的稳定，政府下令贵州省须立即调拨一亿斤粮食，以应不时之需。

一方面，地区自身正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却肩负着确保粮食供应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地区的大饥荒应运而生。

王民三把大部分的岁月倾注于对农村的深入调研，对农村粮食短缺的窘境有着切身的体会。踏入1959年，目睹各地产量报告接踵而至的下滑趋势，那时的省府领导曾断言：“1958年，贵州的粮食产量已攀升至180亿斤，这个数字绝不容许有任何下降。”在王民三的日记中，他这样记录：“120亿斤的产量就已让我心怀感激，然而，即便我反复推敲，仍难以寻觅到粮食的去向。”

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的思想风潮席卷大地，粮食的集中收储成为当务之急，目的在于创建集体食堂。粮食不足，吃代粮。代用粮食的种类繁多，包括蕨根、红籽、青冈子等丰富食材，以及众多可食用的树叶等自然资源。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细致入微地记载道，据相关统计，全省各食堂共同收集的代用粮食总量已累计高达十亿斤。在另一篇日记的记录中，他也对此有所提及……用以填饱肚腹的，不仅有谷物外壳、菜籽饼，还有各式各样的替代食材，如瓜菜代等。

王民三立了规矩。下乡吃饭察实情。他在食堂记日记。高粱壳难嚼。尽管分得了额外的红薯，农民们却齐刷刷地敲击着饭碗，显露出了他们内心的不悦。见状，老支书心生怜悯，便设法为他寻得几颗核桃，企图借此减轻他的忧虑。

他的日记详实记载了中央至地方在粮食问题上的种种考量和激烈论争，内容繁富。其中不仅涵盖了国家最高领导层至省、地、县各级领导对粮食问题的多元观点与立场，亦融入了他对这些观点的个人独到见解、赞许之情或质疑之声。持之以恒地抵制那些忽视事实的决策，这一行为在“民以食为天”的深刻理念上刻下了鲜明的印记，亦见证了他在粮食政策制定过程中，为民众福祉发声所遭遇的种种挑战。

面对着肆虐的浮肿、死亡与人间惨剧，遇难者的数量如同潮水般持续攀升，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他的内心充满了紧迫感。在日记中，他屡次以“危急！危急！”的呼号，急切地传达着对形势的深切忧虑。在城市区域，受限于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居民所能分配到的粮食数量极为稀少，由此导致频繁发生因争夺粮食或食物资源而引发的民众骚动。他坚决主张削减对贵州的粮食调拨，奔波于省内各地，一边全情投入救援行动，优化粮食分配，一边积极传递有关替代粮食和蔬菜的物资援助信息，以期缓解饥荒的紧迫形势。尽管如此，他内心深感自身能力有限，可采取的措施亦不多，痛心之情溢于言表。惨状泪流，夜难安眠。

笔下呈现贵州有知名领导。情况严重，人皆知。却又各有表现。那些难以承受压力的人，有的为了迎合上司，便将压力转嫁至下属，以换取所需之粮；而有的则始终坚持为民爱民的信念。更有甚者，他们将这些因家境困顿而饥寒交迫的孤儿聚集起来，无私地给予他们关爱与庇护。官员队伍中，因饥饿与营养不足导致的浮肿现象日益加剧，病例频发。省级行政机构甚至不得不紧急将患有浮肿症状的厅局级干部集中送医救治。王民三家共有六位成员，遗憾的是，其中四人不幸患上了浮肿。在厅堂之中，浮肿患者的人数已超过五十。王民三本人亦因中度浮肿，不得不入院接受专业治疗。重任在肩，速行动。

我国著名的饥荒研究领域专家帅好先生，曾多次拜访王民三先生。在其著作中，将王民三在此期间所撰写的日记誉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此称谓实至名归。作为一位肩负粮食管理重任的政界翘楚，他亲身经历了那段充满忧虑的心路历程，并深刻体会其中的情感。因此，他以日记的形式，细致入微地记录下了这段经历。时至今日，无人能出其右，共享他那深刻独到的笔触。他在前言中写道：他整理这些日记，既是对一位前辈所倡导的对历史敬畏之责的恪守，亦是对那段时期贵州省百万农民在饥荒中凋零生命的深切追忆。日记整理出来后，超过十位亲历那段历史的资深同志受邀参与审阅，他们对这份史料所蕴含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著述，独具匠心，生动地复原了那段历史的画面，与寻常史料相较，更显其珍贵，其价值难以估量。我推测，无论中外学者，在回溯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篇章时，一旦得知这部“第一粮政日记”的存在，无不将其视作研究的核心要务。

困惑转欣喜，包产到户。

王民三在日记中，探究饥荒原因。

彼时，赵紫阳正致力于对广东地区的瞒产私分粮食事件展开深入调查，揭露了这一现象竟占据了粮食产量的一半比例。紧接着，他迅速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王民三在仔细审阅了中央转发的该报告后，于19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详尽地记载道：将粮食生产“大跃进”取得的成效归功于反瞒产私分的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贴合各地区各自的实际情况。他不适合去广东。凭借他在贵州农村的深入实地考察与敏锐洞察，那里怎么可能还存在隐瞒产量、私自分配粮食的现象呢！他在日记中提出疑问：“即便揭露了生产中私分和隐瞒的真相，这又能证明大跃进取得的成就吗？”

面对我国粮食供应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王民三在其个人日记中同样留下了深刻的记录。在1959年4月23日的日记中，他这样记载道：中央即刻发出紧急电报，明确要求各省切实履行粮食上调的职责，并确保任务得以圆满落实。此举不仅对省委进行了通报，同时亦同步传达至省厅，堪称前所未有的举措。1959年4月30日的日记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幕场景：国家交通、铁道以及粮食等关键部门汇聚一堂，共同参与了一场电话会议。铁道部长在会上语气坚定地强调，“我们必须倾尽全力，确保粮食运输任务的圆满完成，同时也要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顺利执行。”到了同年12月19日，日记中再次记录了中央紧急召开的电话会议，旨在对粮食调度进行统筹规划。日记的边缘附有重要的数据注释：中央计划确保的各大城市粮食库存能够维持的时间，北京和天津可维持4天，上海2天，而辽宁则可达6天。到了1960年5月9日，日记再次记录了中央发布的紧急通知，要求紧急调配粮食至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等地，并强调，若不及时采取行动，粮食供应将面临断绝的严重风险。

粮食短缺在全国多个地区频繁发生，由此引发的饥饿灾难也屡次上演，最终演变成一时之间热议的焦点话题。日记中写道：亦有观者自高处俯瞰，指出某些地方实有过分渲染之处，使得当地生活愈发显得艰辛。在深思上述问题之际，1961年1月6日的日记片段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毛主席曾强调，中央所采用的“一吹二压三许愿”策略，导致基层工作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与困境。这项高征购政策显然是上级政府力推执行的。在1961年6月5日的日记里，他如此记载：深入研读胡耀邦的调查报告，其中阐述独到且深刻：“我国农村政策的核心精髓在于，一旦遭遇资源短缺，便立即实施集中调控；而调控措施一经实施，相应资源便会随之减少。”他评价指出，根据在贵州所搜集的案例，他强调道：“惠水县在兔业发展方面尚未实施统一的收购与销售体系，因而其产业发展呈现出迅猛增速。这一情形生动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

在日记的零星记载里，1959年夏，贵州大地遭遇严重的旱灾，仿佛阴霾笼罩，无孔不入。幸运的是，一场及时到来的雨，宛如滋润万物的甘霖，终于降临人间，有效缓解了旱象，局势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热议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人祸的严重性上，例如过度征收粮食，甚至将农村所保留的种子也全部征缴。在生产领域，指挥决策失误频现，无视实际情况。1959年7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实施密植制度引发了显著的资源浪费问题。在位于大方县的一处公社管理区，小麦的播种量竟达到了惊人的2.9万斤，然而收获的实际产量却仅为4万斤。记载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此种密植之法，虽一粒种子落地，却需以一粒粮食作为代价来换取，实为一项既费人力又耗物力的举措，往往结果是所失远超所得。

他的日记揭露，在大跃进的狂潮中，一度涌现出夸大其词的粮食丰收宣传。1959年9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省委对丰收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1958年，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数据曾高达180亿斤。但经重新核算，这一数字实际上仅为151亿斤。他在日记旁注。史载80亿斤。），鉴于所谓“大丰收”已超出农村承受能力的说法，征收粮食的行动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1960年10月9日记录以一座典型的县域为基准，其粮食总产量不过4100万斤，而分配给该地区的征购任务却要求达到4400万斤。），村民们被驱使踏入那些根本无法保证粮食供应的大食堂，不得私自烹饪，更被迫投身于无法炼制出合格钢铁的大炼钢铁运动。在此期间，任由田间的庄稼在山野间腐烂，这正是这场灾难背后深层次的症结所在。

1959年至1960年，我国面临了空前的严峻考验。但自1961年起，形势开始逐渐好转。二月，一则喜讯传来，国家开启了粮食进口的进程。三月，贵州省迎来了国家从其他省份调拨的数千万斤粮食，用以应急解困。随之，贵州省上调粮食的任务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根据中央的新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宽，生产小队得以实施包产制和超产奖励制度，食堂得以停办，农民得以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并允许开展小规模的家庭经营。除了主要农产品，集市贸易也获得了适当的放宽，使农民能够自由出售或购进所需产品。在众多表现优异的地区，农民成功实现了自救，去年遭受严重饥荒的地区，死亡和浮肿的现象已不复存在。

本日记簿详实记录了1962年的所记事项。通过翻阅附录中的日记篇章，我们得以窥见，自那时起，贵州农村的包产到户运动迅速推进，其形式既鲜明又微妙地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甚至涌现出商贩运输粮食的现象，黑市大米的售价从三元跌至0.8元。王民三在日记中提及，他前往黔南州的行程持续了14天，所经之地，农村基层实行包产到户的比例或许高达80%，当地农民普遍认为此举对他们裨益匪浅。此外，还观察到许多农户家中开始食用白米饭。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量亦有所恢复并有所增加。至年中，省里派遣的26个工作组上报的数据表明，死亡人数已显著下降，预计上半年全省的死亡人数不超过一千人。1959年12月，遵义地区的13个县中，竟有6个县在短短一个月内，死亡人数激增至超过千人。尽管包产到户在当时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支持，王民三在个人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制度对于解决温饱问题起到了显著作用，增产粮食便是验证真理的过程，这难道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相悖吗？进入八月中旬，北京方面发布了严格禁止执行包产到户政策的指令。一方面，他对当前状况的改善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他对包产到户的未来发展趋势感到担忧。

在其私密日记中，充斥着对上司的冒犯之词。即便是在文革那波涛汹涌的年代，他也未能幸免于批斗的劫难。若在那次突袭搜查中，其日记被意外发现，恐怕他难以逃脱牢狱之灾的厄运。令人费解的是，他究竟采取了何种策略，竟能如此无畏地竭尽全力，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然而，局势的复杂性不容忽视。尽管历史曾刻骨铭心地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门槛前，贵州再次引发了关于征粮调粮的激烈争论。1977年，贵州省的粮食产量虽迎来了较为丰厚的收成，却不幸陷入了产量高估与征购量过大的双重困境，导致供需关系严重失调。王民三致信于当时贵州省的领导阶层，揭示该省农民的粮食自给水平依旧偏弱，并明确指出不应继续加诸于他们更多的经济压力。他提出削减粮食征收的方案，然而，这一倡议屡遭尖锐的诘难与质疑。

次年初，在京城举行的粮食研讨会上，王民三紧急向粮食部部长汇报了情况。他指出，贵州部分地区粮食供应已显紧张，生活必需的粮食几乎濒临耗尽，形势严峻。他紧急请求批准启用库存粮食，总量达到一亿斤。在省级主要领导严厉的责问之下，我屡遭严苛的批评，不得不撰写检讨书，甚至一度面临被撤职或开除党籍的严峻威胁。直至王民三的观点被北京方面接纳，此事才终于画上了句号，实现了平息。

或许正因历经过深切的痛苦，赵紫阳这位身处前线的见证者，从中深刻地吸取了教训。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他与安徽的领导者万里携手并肩，共同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凭借卓越的成就，赵紫阳在民间获得了“求粮则问紫阳，求米则问万里”的美誉。

王民三的一生，既勤于深思熟虑，又勤于笔耕不辍。自青年时期投身军旅生涯，直至晚年步入暮色时分，他始终未曾放下过记录生活点滴的笔。这一书写日记的习惯，如影随形，贯穿了他的一生。尽管他的日记及文章的众多篇章已集结成书，但时至今日，仍无正式出版的版本与广大读者见面。主要摘录日记《离办记》文章集纳《民以食为天》等著作早已闻名遐迩。除此之外，他还负责编纂了《民工潮——农村劳务输出与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等系列资料。2010年，《炎黄春秋》杂志第八期特地将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前两年的部分日记内容进行精选并予以发表。

关注改革，结忘年谊。

与我与他之间的互动无关的是，1986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输出农民工现象的深度文章。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在研读了他的文章之后，主动向他请教，正是这一举措为我们之间的相识奠定了基础。在那个时代，这一话题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他指出，他最初的研究是从粮食问题开始的，随后逐渐转向了对农民工的关注。他认为，“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不仅提升了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也缓解了那些土地贫瘠、贫困地区的粮食压力，这一行为无疑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益。

自那时起，他屡次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研，而我也有幸多次受邀，与他携手同行。他精选调研成果和个人独到见解的精华部分，悉数寄送至省府领导及往日同窗，供其审阅。此举不仅促进了思想之间的交流，更为决策者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首要任务是推行保护价收购机制，以保障农民的收益；继之，粮食收储企业需依据市场动态开展粮食销售活动；此外，必须严格执行粮食收购资金的闭环管理。该政策的核心宗旨在于维护粮食市场的稳定秩序，同时致力于减少国家对粮食收储企业的财政扶持。从理论角度审视，此策略显然极具合理性。

“时至今日，采用比统购统销更为严厉的粮食垄断措施，显然已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的需求。”随着岁月的推移，这项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挑战，其推进显得格外曲折。随后，公众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市场的作用，这一转向最终促成了显著的进展。

“我深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斗争，不仅切实可行，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监督机构。”此刻，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即将面临无期徒刑判决的贵州省委前任书记刘方仁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1993年，刘方仁踏上了从江西至贵州的迁徙之旅，肩负着重要的领导使命。不久之后，他却因与一位女性间的不当关系而陷入了一宗经济纠纷的漩涡之中。考虑到个人之瑕疵，刘在谈及反腐议题时，往往选择避重就轻，或以抑制的言辞姿态呈现。自1994年3月3日起，王民三便在日记中不断对刘的言论提出质疑。直至1997年2月23日，他剪裁了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受贿被判刑的新闻报道，并亲自将其寄送给了刘方仁。他在日记中写道：“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将作何感想。”

2000年10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媒体从业者指出，刘方仁似乎拥有远超常规的高额收入。他的多篇报告与演讲频繁见诸媒体，并因此获得稿酬，这一行为是否合规，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疑问。199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众多市民和媒体记者连番质疑：刘某是否极度贪腐，涉嫌与私营企业串通违法，相关高层是否对此事完全不知情？2002年10月，刘某的罪恶行径终被揭露，不幸地，他陷入了“双规”的泥沼。不久，他遭到了正式的逮捕，并依照法律程序，接受了一场公正的审判。

在日复一日的日记撰写中，他始终如一地紧盯着政治与经济的脉动，对政策上的任何细微变动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洞察力。他坚信并热情地推广民营经济的繁荣，对产权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对阅读书籍和报纸抱有极大的热情，涉猎广泛，不断吸收各类信息。同时，他与省内外众多资深领导者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林若则更是频繁通过书信交流政治见解。此外，他乐于在街头巷尾、澡堂等地方与民工们闲聊，从他们那里收集最贴近基层的声音。

他性格所铸，既深怀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挚关怀，亦对事实与真情倍加珍视。他始终以追寻真相为根本，以此为基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旦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便毫无保留地直言不讳。即便步入退休生活，这种态度依旧未曾改变。在那一年度，省级层面郑重提出了粮食丰产的宏伟目标，随后，他向省委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报告。据我所知，粮食的实际产量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宜将其冠以“大丰收”的称号。因此，在表述上，我们已经将“大”这一字眼进行了删除。次年，他再次提交报告。油菜籽为何无油？政策收购引关注。

不见他的背影。

2013年五月，我接连两次接到他的来电，询问我的近况。我深知，这往往是他心中有了重大想法，意图与我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那时，我的母亲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病情危重，我不得不在家庭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在电话中，我向他详细叙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简单询问了几句，便让我专心处理自己的事务。我不禁猜想，或许他已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的微妙变化，想要向我倾诉衷肠，若是如此，我深感遗憾，因为我错过了亲自探望他的机会。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我们相识已久，却很少谈及彼此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我们的对话总是围绕着改革议题和观点展开。

他的听力状况持续恶化，不得不频繁地依赖助听器的辅助。然而，即便如此，助听器的效果始终未能令人满意。记得有一次，他莅临我的办公室，我不得不提高音量才能与他进行交流。恰巧，隔壁的同事也目睹了这一幕。当我提起他乃是省里一位资深且深受尊敬的领导时，那位同事不由得感慨万分：“真是一位心系国家、体恤民情的贤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