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我想征询你的看法，你认为授予你何种军衔最为恰当？”

1955年，彭德怀元帅与罗荣桓上将共同组建了评衔委员会，负责主持授衔事宜。根据当时的规定，授衔工作不仅需考量将领的“战功”贡献，亦需全面评估其“资历”与“军事素养”等多重因素。

刘子奇

评选过程整体而言颇为曲折，尤其是刘子奇同志的评定，让罗荣桓同志颇感棘手。

按资历看，刘子奇在红军时期已任师长。绝对有资格获大将军衔。

罗荣桓犯难。自刘子奇同志担任师长之职以来，已整整二十载未曾晋升职务。

何故资历深厚的红军师长刘子奇，至今已有二十年未曾获得晋升？罗荣桓元帅最终作出了怎样的裁决？

罗荣桓

红军师长传奇

刘子奇在我军高级将领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他1900年出生，1927年的时候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相较于十七岁便投身革命队伍的梁兴初和二十岁便投身革命的粟裕将军，刘子奇的革命起步虽稍晚，他却无疑是那种一开场便达到人生巅峰的典范人物。

1927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刘子奇毅然决然地返回故乡湖南浏阳，主动请缨，率领当地百姓成立了“浏阳赤卫队”，就此掀开了革命斗争的壮丽篇章。

刘子奇在群众工作中堪称行家里手，无论是战斗时刻，他都能率领赤卫队灵活游击，支援主力部队；农忙时节，他同样能指挥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助力农民劳作。

凭借着那股“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短短三年时光，浏阳赤卫队规模激增，扩充至原来的两倍，并正式更名为浏阳区自卫军。

原赤卫队队长刘子奇，亦被推选为浏阳自卫军第二师的师长。他在投身革命尚不足三载之际，便迅速升至师长之位，其晋升速度足以与粟裕大将军相媲美。

然而，与毕业于省立二师的粟裕将军相较，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刘子奇出身贫寒。他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偏远贫困的小村庄，父母均为勤劳朴实的农民。

为了缓解家计之困，十五岁的刘子奇便被父母安排进入了一家纺织工厂，成为一名学徒。在那个时代，这类工厂往往由西方人士所经营，其内部充满了资本所带来的罪恶气息。

为从这些贫困民众身上榨取更多利益，洋人特意指派了几名管理者，负责对“偷懒者”进行惩罚。

刘子奇在资本的重压之下度过了数载光阴，直至1919年，浏阳地区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大饥荒，他才得以重返故里。

在那个时代，我国许多地区尚处蒙昧之中，刘子奇的故里浏阳亦不例外。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严冬，他的双亲不幸相继离世，两个妹妹在无奈之下，只得提前步入婚姻的殿堂。

原本充满活力的大家庭，如今只剩下刘子奇孤身一人。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他乡寻求生计。恰在此时，刘子奇首次与我国红军有所接触。

尽管阅读的书籍有限，刘子奇却深刻理解了穷苦大众的真正需求，因此在从事宣传工作时，他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刘子奇逐渐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尽管他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文化素养却相对薄弱，以至于连兵书都无法阅读。

意识到此，刘子奇做出了一个旁人难以预料的抉择，他卸下浏阳自卫军第二师师长之职，我毅然提出前往红一方面军的随营学校，以求进一步的学习与深造。

回顾1930年代，那时军队规模尚且有限，跻身师长之位，不仅需以战功为证，更需几分运气。若不紧抓机遇，极有可能被后起之秀取而代之。

刘子奇未深思，他只觉尚有许多知识有待学习，我尚且不识文字，就连最基本的兵法典籍也难以领悟，更遑论成为一名胜任的将领。

纵然众多老战友对此持有微词，刘子奇却对入学的决心毫不动摇。长沙战役落幕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被调入红一方面军的随营学校深造。

刘子奇深知，在随营学校里，机遇之珍贵，因而他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不久，他凭借卓越的学业表现，顺利完成了学业。

1931年岁末，刘子奇受命担任江西独立第五师第十三团的政委与团长。自此，他投身于红军长征的壮举，历经反围剿的激战，更曾领导部队成功创建了湘鄂川黔的革命根据地。

因此，他累积了众多赫赫战功，刘子奇的简历堪称“辉煌”的代名词。

1936年七月，刘子奇凭借赫赫战功，荣升为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的副师长，并临时代理师长一职，所率部队亦成功抵达甘肃，与红二方面军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直到这里，刘子奇的职业生涯，与众多同志一般，呈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从刘子奇在红军时代的资历综合考量，他完全符合晋升为上将的条件。然而，究竟是什么让罗荣桓感到棘手呢？

最爱学习的副师长

实则，真正使得刘子奇与其他将领之间拉开距离的，便是在抗日及解放战争那段岁月。

1936年，刘子奇晋升为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的副师长。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1949年9月，他成为了第四野战军第一六五师的师长。

自1930年担任浏阳自卫队第二师的师长一职，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子奇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其职位未曾有所晋升。

实则，刘子奇屡次面临晋升良机，却无一例外地错失了这些机会。

1936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实现了胜利的会师。鉴于当时各地干部匮乏，刘子奇等指挥人才便显得尤为珍贵，组织对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然而，谁也没料到，刘子奇再度作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抉择。他毅然决然地放下师长之位，沉静心态，投身于红军大学，潜心学习文化知识。

毛主席

同袍旧友目睹此景，纷纷劝其推迟行程，然而刘子奇却言：“唯有持续学习，方能提升知识层次，进而赢得更多胜利。”

在刘子奇的眼中，职位之高低实属微不足道，唯有紧紧把握每一次学习的机会，方能不断精进，成就卓越，跻身优秀将领之列，率军斩将夺旗。

1936年12月，刘子奇光荣地加入了红军大学第二期学员的行列。红军大学汇集了众多学员，然而，如刘子奇般先后两次辞去师长职务，毅然选择投身学习的学员，可谓是寥寥无几。

当时参与学习的学员众多，人数多达1300余位，尤其是刘子奇所在的高干队伍，尤为引人注目。干部均为团级以上。。

主席和中央高度重视此课程。特命战将林彪出任校长一职，同时，刘伯承、罗瑞等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亦被任命为副校长。

毛主席亲自登台，向这些干部传授工作方法与理论知识。在短短8个月的学习中，刘子奇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即便在和平年代，他依然对主席的教诲念念不忘。

刘子奇将自己比作一块渴望知识的海绵，迅猛地吸收着教员们所传授的智慧，并将其巧妙地融入到实际行动中。

1937年8月，刘子奇完成了第二期学业后，被调至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担任旅参谋长一职。在他的领导下，该部队迅速崭露头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941年，三五九旅肩负使命，被派往南泥湾进行垦荒工作。战士们以坚韧不拔的斗志投身其中，其精神风貌令主席为之动容。

前两次的学习让刘子奇的文化素养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文化知识的积累使得他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不日，我便被任命至晋绥军区的第二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及地委委员的职务。

正当众人皆以为他应将心思专注于工作，专心致志埋头苦干之际，竟不料，刘子奇的选择如出一辙，他决定再次踏入校园，继续深造。

初获的成就，因入学之需而须舍弃，对任何人而言皆觉遗憾。然而，刘子奇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仍旧认为自己学识浅薄，迫切渴望重返学堂深造。

1942年4月，刘子奇同志重返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一部，投身于文化知识的深造，这一学习旅程持续了整整三年。

三年时光流转，诸多事物随之变迁。在此期间，刘转连、文年生与彭绍辉三位曾隶属于三五九旅教导团的团长，均建立了显赫的战功。

刘子奇独树一帜，在中共中央党校潜心钻研，历时三年。学成归来，更被推选为晋察冀代表团的成员，受邀出席中共七大。此事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他的深切厚望与高度重视。

与会者众多。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在等待中央领导人的过程中，刘子奇有幸受邀参加此次会议，此举亦侧面彰显了他卓越的功勋。

实则自抗日战争初期，刘子奇便屡次投身其中，积极参与。“反扫荡”参战，此后再投入历经百团烽火、四平坚守之役、辽沈决战、平津决胜之役。已立下战功。

毛主席、林彪

此乃有力证据，彰显刘子奇在同级将领中亦毫不逊色。而他之所以始终任职于师级岗位，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刘子奇乃是一位不慕名利、淡泊功利的君子。

他始终怀揣着自我不足的认知，总愿将机遇让给那些才干更为出众之人。这种谦逊的态度虽令人敬佩，却也使得刘子奇在师长之位上鲜有晋升，由此亦错失了不少良机。

因此，罗荣桓在处理军衔评定事宜时遇到了极大的困扰。那么，罗荣桓最终决定赋予刘子奇何种职务？

罗荣桓的犹豫

众所周知，在五五授衔的仪式上，战神粟裕荣获了大将之衔，而非元帅。这一结果让众多军迷心中颇感遗憾。

粟裕大将

五五授衔标准严格，须遵照“根据“军功、资历、素质、带兵作战能力”以及现职岗位等五大核心标准进行综合评定。

譬如粟裕将军，其领兵作战的才干与赫赫战功，皆为世人所共睹。被誉为战神级的人物，他的军事素养自是不言而喻，而除了这些，粟裕大将军的职务之重，亦足以为他赢得元帅尊号。

唯一的难题便在于“资历”二字。粟裕将军直至1927年的南昌起义之际，尚且仅是警卫队的一名低级班长。

粟裕未评元帅因资历不足。刘子奇为何如此？

刘子奇的资历，早在1930年，他已成为浏阳自卫军的师长之尊。当时，粟裕将军才刚被晋升为团长，由此可见，刘子奇的资历显然在粟裕将军之上。

五五授衔

鉴于刘子奇的丰富资历，他晋升为中将军衔实至名归，何况其素质与带兵作战的能力亦是其授衔的重要因素。

刘子奇同志虽与粟裕大将存在一定差距，然在众多将领之中，亦非后辈。由此可见，刘子奇同志的授衔事宜，理应不存在太多阻碍。

罗荣桓反复衡量后表示，刘子奇授少将勉强。事实上，罗荣桓之所以作出如此表述，主要基于对刘子奇的深刻考量。军功和现任职位这两个因素。

审视刘子奇的军旅生涯，自中央党校毕业之时，恰逢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彼时，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士气日渐低落，战事减少，刘子奇因此错失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蒋介石

自刘子奇毕业后，便被派往东北，肩负起政治建设的重任。直至1949年，他才被调任至一六五师担任师长之职。然而，那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刘子奇再次错失良机。

而从任职来看，刘子奇自1930年起，直至1949年，担任师长一职长达近二十年。直至1952年7月，他方才被调任为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正是这两个授衔的关键要素并不十分显眼，罗荣桓因此迟迟未能作出决断。刘子奇若授以中将衔，条件尚显不足；若授以少将衔，则又显得颇为棘手。

况且，彼时刘子奇身为三五九旅下辖教导团的团长。刘转连、文年生及彭绍辉等将领，亦分别荣获中将、中将以及上将的显赫军衔。

鉴于罗荣桓担心刘子奇有所疑虑，他便亲自邀请其前来，以便面对面地了解他的见解。

罗荣桓未曾料想，他在此地的纠结竟如此长久，而那位即将接受军衔的刘子奇同志，却以淡泊的心态回应。本人对于被授予少将军衔毫无异议，且无论组织如何调度，皆能淡然处之。

这便是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他们心怀最纯洁的信念，将毕生奉献给了祖国与人民。

事实上，前辈革命家普遍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并不以职位的高低为念。在动荡的年代，他们能毅然跃上战马，为民众抵挡一切风浪，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甘祖昌将军，从将军到农民。

在和平岁月里，他们亦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显赫的官位和丰厚的俸禄，深入民间，投身于群众之中，致力于为他们排忧解难。甘祖昌少将，这位农民出身的将军，便是这样的杰出典范。

正是无数前辈们的辛勤耕耘，才铸就了今日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向这些老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