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非法武装

尽管更多的苏联红军进驻奉天，但当地的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却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活动，对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要么不执行，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我才知道，重庆国民政府的特使不光明正大地与我们联系，却秘密潜入奉天，与原伪满汉奸勾结，怂恿他们“坚守本职，直到把奉天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实上，奉天市政当局已成为反对警备司令部的大本营，他们组建一系列的地下土匪武装，如所谓的“朝鲜军”、“自卫队”等。

我们迫切希望用进步人士来撤换他们，哪怕是先换掉反动当局的基层人物也行。这时，奉天出现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军队政治机关人员，在他们的举荐下，大名鼎鼎的中国军阀张作霖的小儿子张学思被任命为奉天省长。这一任命令全城各界都感到满意，许多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对任命表示认同。市长一职也有了相应的人选，共产党员白希清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而一位得到共产党人信任的前伪满小官吏被任命为警察局长。随着城市管理层的更替，我们的工作轻松了许多。

但蒋介石的追随者并没有睡大觉。他们通过奸细探听到共产党要组建东北民主联军，于是也打着“共产主义志愿军”、“民族自卫军”和“国民党先遣军”等旗号拉起队伍，千方百计制造混乱。在奉天东郊，各类武装之间屡屡爆发冲突，我们决定解散这些队伍，但国民党人回答说这些队伍是“共产主义队伍”，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们找错地方了。

像奉天一样，大量武装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满洲大地上。我们知道，这些武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最终目的是挑起武装暴乱，迫使我们站在中共八路军一边卷入军事行动，以便蒋介石一伙能够依照“法律”请求美军干预局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立即制止这些所谓“共产主义队伍”的活动，以避免冲突。在对这些队伍的缴械和遣散过程中，我们遭到来自其组织者们的猛烈攻击。他们指责我们并没有采取措施解除进入满洲的八路军的武装，称我们处理不公。我们声明，将解除所有队伍的武装，只要苏联红军在满洲一天，任何武装部队都不允许在城里存在。

帮助海外侨民

在解除了五花八门的反动武装之后，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威望大大提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开始来找我们，甚至是纯家庭问题。我们成为当地法律冲突的仲裁者，解决各种争端的调解人。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生活在满洲的白俄侨民。我第一次与在华俄国侨民的短暂接触是在海拉尔，我到奉天工作后，对他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奉天有1500多户俄国侨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逃到这里的白俄人，其中不少人是白卫军头目谢苗诺夫的支持者，长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将他们视为反对苏联的现实力量，在他们身上下了极大的赌注，他们甚至打算武装一支别动队，作为日军进攻苏联时的仆从。但随着日本在满洲的殖民统治崩溃，以谢苗诺夫为首的俄国流亡白卫军分子被送交苏联军事法庭审判。

不过，大多数俄国侨民已对苏联产生亲近感，最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向侨民们发放苏联境外护照时，他们携家带口，脸上充满自豪地领取属于自己的小红本!现在他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们还帮助许多俄罗斯人与在苏联境内的亲属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苏联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境外持苏联护照的俄国侨民也有权参加，在奉天的投票及宣传点现场，众多侨民仔细研究苏联宪法和选举条例，并向组织者MS.巴特拉科夫少将咨询。在投票开始前，人们早早地就来到选区投票站门口排队。

与孔祥熙斗争

俄罗斯的影响在满洲是无处不在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友善的，中国人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并报以相同的友善。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官员从重庆给我打电话，警告说蒋介石政府的东北宣慰使莫德惠要来奉天，他是苏联最凶险的敌人之一，打电话的人让我在心理上要有所准备。当我见到莫德惠时，看到的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中年人，他作为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此行的目的是打探满洲实业界和金融界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企图组建敌视我们的团体，并搜集经济情报。我了解到，这个人早在日本占领满洲期间就与之有勾结，他在拜访苏军警备司令部前，曾躲到奉天一金融家住宅里举行几次秘密会议，他的一系列挑衅行为表明蒋介石集团企图对苏联耍阴谋。

莫德惠一开始试图讨好我们，他安排宴席，邀请苏军警备司令“高夫通”(这是国民党机关给我的中文译名，发音听起来总觉得很怪异)参加，但我最后没有出席，我不喜欢与一个写过大量攻击苏联的文章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不久，四大家族的代表、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光临奉天，满洲大资产阶级为了欢迎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宴会，也邀请我出席。他对当地银行、煤矿和工厂的老板们颐指气使，言谈举止就像是真正的主人。我的翻译还没来得及把他的话全部翻译过来，我已经听出孔祥熙的话语中带有不容辩驳的口气，是听他讲话的人必须执行的。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孔祥熙突然说身体不适而离开。但过了几个小时我得到情报，说他在主持会议，宴会不过是一种伪装，目的是转移我们的视线。孔祥熙会上主要是鼓动满洲商人破坏苏军警备司令部好不容易恢复的商业及金融活动，尤其是摧毁满洲金融流动的链条，其用心何其险恶。

关于这一时期的满洲经济，需要适当地说上几句。随着苏联红军解放满洲和日本势力从当地经济生活中退出，满洲大的实业家、批发商和银行家停止了活动，他们的代理人到处散布谣言，说苏联共产党将会没收工厂、银行和矿山，千方百计使经济生活停顿，从而栽赃给苏联红军。我们采取了诸多措施，奉天的企业每月用煤约19万吨，再加上冬天临近，城市居民的过冬用煤也必须予以保证。我们千方百计为抚顺煤矿找来贷款，使煤矿恢复生产。因为交通工具短缺，我们就动员苏军车辆来从事运输。

但我们的努力毕竟有限，只要银行不营业，整个经济生活就无法开展。因为煤矿、食品厂和纺织厂的老板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我提出贷款问题，否则他们无法保证自己的企业及时得到原料，也无法向工人们发工资。这样，我们不得不与一帮金融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外交谈判，说服他们设立信贷银行。最终，满洲的金融业务总算开展起来，经济生活走上正轨。孔祥熙的到来，对我们的工作构成严重威胁。我立即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以稳定和巩固满洲的经济。当地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的动摇情绪被克服了，蒋介石集团造成的危机也被化解了。

孔祥熙刚走，蒋介石任命的新市长董文绮及其随行人员就来到奉天。对于蒋介石手下的到来，大部分市民都报以敌意。原先的市长非常了解工人和小职员，对他们来说他是自己人。现在这位从重庆来的人，除了实业界和金融界小圈子里的人外，其他人都不认识。董文绮出身于工程师，曾在美国大学深造，有明显的亲美倾向。在一次正式宴会上，略带醉意的董文绮开始抱怨，说自已无法对付五花八门的求官者。我问他:中国内地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董回答说，那里情况更糟。这就是蒋介石派到满洲来当市长的人说出的在中国内地发生了什么。

祸起萧墙

随着蒋介石代表们的到来，奉天当地的亲国民党势力又开始抬头。他们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公开进行反苏宣传。国民党分子在奉天学生中大肆活动，还成立了反苏反共的恐怖组织。国民党支持的恐怖组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与我们一道工作的奚欧工程师。在此之前，还发生了针对警备司令部的暗杀事件，结果被外面的哨兵发觉，恐怖分子被逮捕。

国民党分子还和未被遣返的日本反动分子找到了共同语言。国民党决定借助于日本人的帮助，在奉天发动叛乱，攻击的首要目标就是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12月的一个夜晚，一伙武装分子围攻了奉天市郊的第一分区警备司令部。几名下班的临时雇员被开枪打死，其他分区警备司令部附近也枪声大作。我此时正在大和旅馆，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助手V.D.伊万诺夫上将交谈。旅馆与警备司令部在同一区域，旅馆警备指挥官报告，城里听到了枪声。在得到伊万诺夫将军许可后，我立即前往警备司令部了解情况。

为了到达响起枪声的地方，就必须叫来停在司令部院子里的汽车。可汽车迟迟未到，原来警备司令部也遭到围攻，几枚手榴弹被扔进院子里。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拨打电话打听消息。先出发的阿廖欣和斯列季上校报告说，第一分区警备司令部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第三分区警备司令部的情况不清楚，因为武装匪徒的火力太凶猛了。摩步营立即出动了装甲车，强行突入遭到包围的警备司令部，叛乱到凌晨终于被剿灭。起初我们以为叛乱是日本反动分子组织的，并对他们的肆无忌惮感到惊讶。后来通过对抓获的恐怖分子的审讯才知道，这一卑鄙阴谋的真正策划者是活跃在地下的国民党奉天党部分子。

在12月叛乱发生前夕，我得到通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打算到奉天访问。在她对苏军最高统帅部不成功的访问之后，她只在奉天机场做了短暂逗留，没有心情再到奉天市区逛逛。

国民党军进城

根据苏联与蒋介石当局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国民党军将东出山海关，接收满洲主权。我负责正式迎接进入奉天的国民党军。蒋介石派到奉天来的军队是经过挑选的，他们在缅甸战场上接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配备精良的美式装备，部队指挥官基本上都在美国军事学院受过训，因在缅甸境内作战英勇，该部队还被授予荣誉军旗。蒋介石认为，派遣这些王牌部队到满洲，就不会让共产党人在东北立足。开驻奉天的国民党军由彭毕生将军指挥，他个头瘦小，但十分精神，是个有教养的人。

自国民党军进城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因“故意阻碍”而发生了冲突。因为苏军警备司令部的要求未得到执行，国民党先头部队拒绝停下来接受苏军哨所检查，最后双方发生武力冲突。国民党军指挥官企图向我提出抗议，指责“苏军不仁不义”。我们指出，他们的抗议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抗议被收回。从此以后，我尽量避免苏联战士与国民党官兵发生冲突，苏联军人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红军的行为是礼貌得体的。

随着国民党军越来越多地开进满洲，在他们的刺刀保护下，伪满时期的地主和恶霸们开始纠集在一起，大肆欺行霸市。有一个投靠国民党的马姓百万富翁，他在十月革命前曾穿梭于旅顺口至伊尔库茨克的铁路上做生意，与俄国资产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他想成为苏联驻军后勤服务的独家供应商，但他的意图被我们委婉地拒绝了。这位马富翁立刻翻脸，并咬牙切齿地丢下一句话:“红毛子(对苏联红军的贬称)，你再也休想找到一个中国商人和你们做生意。”

彭毕生刚在奉天城内设立司令部，就立即开展了猖獗的情报刺探和武装挑衅活动，他拉拢大批伪满汉奸及日本落魄军人成立情报网，并不断派兵蚕食东北民主联军的根据地。这些摩擦终于导致国共双方在营口附近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东北民主联军一举吃掉了国民党军一个精锐营。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分子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我所领导的警备司令部暗中对中共军队的支持，于是他们组织了针对我本人的一次暗杀活动。他们挑选了一名日本亡命徒，让他夜里爬进我将要乘坐的汽车底下，企图在爆炸中与我同归于尽。幸好，我的司机在那天突然决定把车开到门口，结果恐怖分子被发现，并移送我们的审讯机关。后来在审问时，我还去看了一眼嫌犯。但此时我们正准备撤出奉天，并不想就此事作过多的详查了。

奉天笼罩在黑暗中

1946年3月9日，我接到上级关于苏军撤出奉天的命令，并要求我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感到意外，要知道，3月5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还在奉天要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这一变故是因为蒋介石原本盘算把苏联红军当做一面盾牌，控制住满洲各个战略据点，然后由国民党军进行“一对一”的换防，以防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抢先，换句话说，他企图借助苏联军队来巩固自己对满洲的统治。前面提到的宋美龄访问满洲，就是为了与远东苏军指挥部磋商苏军长期驻扎的问题。同时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与苏联外交部举行谈判。苏联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蒋介石集团的阴险图谋。

市民们对苏联红军的离去感到伤心，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是如何统治这个国家的。但奉天城内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却沉浸在毫不掩饰的喜悦气氛中，国民党军将领认为自己将永远在奉天掌权，但历史表明，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在奉天最后的日子里，我们主要对警备司令部进行清理，已没时间来处理市政。国民党人全面接管了这座城市，我们一腾出办公大楼，国民党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占据了它。当最后一辆载着苏军战士的汽车开出警备司令部大门，国民党当局针对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搜捕行动就开始了，整个城市都沉寂下来，街道上只剩下国民党士兵和来自美国的旅游者，所有人都躲了起来，仿佛在等待雷电的来临。一位勇敢地出来与我们道别的银行经理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中共部队在城里就好了。”要知道，他可是大资本家啊。

在离开奉天前，我们去祭扫了俄国人公墓，那里埋葬有日俄战争中在奉天城下阵亡的官兵，还有在打败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牺牲的苏联军人。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已经装满，车厢里聚集着我的助手，我们等待起程。蒸汽机车的汽笛响起，我们把最后一瞥投向这座与我们有过如此密切联系的城市，昨日还灯火辉煌的奉天，此时已笼罩在黑暗之中。

哈尔滨见闻

3月10日早晨，列车到达长春。我接到远东苏军司令部的命令，我将接任哈尔滨警备司令，任务是保证有百万人口的哈尔滨的安宁。当时国民党人掌管着哈尔滨市政府，当我走马上任之际，国民党市政府正举行宴会。中国人很时兴宴请，可以以各种不足挂齿的理由设宴。赴宴的有国民政府东北行营驻哈尔滨代表杨绰庵，他曾在美国受过军事教育。

我每周要安排两天时间来接待哈尔滨市民，接待是按照哈尔滨已有的惯例进行的。到16时前，所有有事的人都汇聚到接待室。16时整，我在副官陪同下进入接待室，按顺序挨个儿解决。如果要求能够得到立即满足，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了，并且副官会把警备司令的命令记录下来。如果投诉需要仔细研究，那么当事人要么在办公室里等待，要么另行约定时间。由于这一制度，节约了很多时间，工作效率相当高。到警备司令部里来的人各色各样，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曾有位父亲向我告他儿子的状，他把儿子送去法政学校，儿子却逃跑了，难道就不能使儿子在法政学校上学吗?这个男孩浅色头发，12岁左右，显然是个淘气鬼。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在法政学校学习时，他回答说:“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工人的儿子，可我想和大老板的孩子一块儿上学。”有一位丈夫来找我，请求我帮他说服妻子回到他身边。妻子言词拒绝，并说:“只要他不戒酒，我就不回来。”我不得不接受并研究他们的请求和告状，因为在市警备司令部里，他们见到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苏联官方代表。

在哈尔滨，我们还遇到了最为可恶的现象-买卖人口。曾经有位中国当地居民来到接待室，他的控诉让我感到震惊。他借了高利贷者一笔钱，还债的日子到了，但这位穷人钱不够。于是作为抵偿高利贷者抢走了他的女儿，要霸占她半年。告状者来此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告他的女儿遭到凌辱，而是因为过了半年之后，高利贷者还不归还他的女儿。原来，卖女儿的现象在当时的满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造访警备司令部的还有另一类人--白俄记者、文人和律师，这些人在红军解放满洲前，不断发表诋毁苏联政府的文章和演讲。如今，他们却要求为苏联新闻出版部门效力，希望警备司令部允许他们开办各种办事机构、娱乐企业和其他东西，我们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我们还与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开展了坚决斗争。哈尔滨和奉天一样，有黑市存在。在处理投机事件时，我有机会对它进行了解。有消息称，城里进行着苏联卢布的买卖，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价差悬殊，而且还存在活跃的外币交易。犯罪分子很快被检举揭发，并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批外币炒家，他们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沆瀣一气……

我们在哈尔滨呆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4月中旬，我们得知，苏联军队将完全撤出满洲，绝不允许国民党拿苏联红军做巩固他们政权的盾牌。部队按预定计划撤出，载着警备司令部人员和物资的两列火车最后离开，多达20万的哈尔滨市民参加欢送仪式。伴随着苏军主力部队的撤走，哈尔滨警备司令部遇到棘手的问题:要处理个别公民的不满，要维持城市秩序，还要保护已获得苏联护照的俄国侨民的利益。我们仓促地办完了自己的事情，然后登上了列车。

机车告别的汽笛声传来，列车加快了速度，驶离哈尔滨站。前面是牡丹江，然后是格罗杰科沃，我们的祖国，苏联的土地!大约经过两天的路程，我们就将在祖国迎接五一节了。在4月29日至30日的夜间，警备司令部的列车跨越中苏国界，离哈巴罗夫斯克只有咫尺之遥了。

（全文完）